一洼田
题图：主题配图
6年前，时年3岁的潘小伟被确诊为急性淋巴B细胞白血病，之后四年里，他经历了两次复发和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共花去医药费130多万元，扣除医保报销，仍欠下近50万元的外债。
正因如此，当河南南阳的“爱心人士”王亚男找上潘玉明提出“配捐”事宜时，他几乎没有迟疑：“是真的太需要钱了。”
王亚男在向潘玉明介绍时称，每筹集到2元可获得1元配捐，前提是需先自筹部分资金。该配捐活动所属的大病救助项目名为“曙光计划”，由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发起，并由河南省慈善总会认领。
潘玉明和亲友先后向其提供的捐款链接捐入14余万元。捐款后不久，王亚男便称项目被人举报而遭冻结，捐款将原路退回。还没等到退款，王亚男又再次向其推荐另一宗宣称是郑州慈善总会发起的配捐项目。不同的是，此次自筹善款需打入其私人账户。前后三次“配捐”，潘家投出去的钱款累计超过42万元，其中打入王亚男私人账户的就有27万元之多。
三个多月过去，回款杳无音讯。急切的潘家人四处追问原因，却被相关慈善机构告知，王亚男与他们无任何关系。
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回复澎湃新闻称，“曙光计划”确曾开展配捐，其间并无自称“王亚男”的人与基金会联系。河南省慈善总会则表示，诱导患者自己捐钱的做法，违背了慈善宗旨，故该配捐活动已被停止。郑州慈善总会则称从未发起过配捐活动，系王亚男虚构。
受访的湖北、广西、浙江等多地患儿家属告诉澎湃新闻，王亚男也采取相似方式向他们收取了总额逾百万的款项。
2月3日，澎湃新闻通过电话和短信方式联系王亚男，其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了采访，仅在短信中简单表示，此事是她个人行为与其工作单位无关。同日，河南南阳市桐柏县医保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证实，王亚男系桐柏县医保中心职工，因涉及慈善纠纷已于1个月前被单位停职。
找上门的“配捐”：要求受助前先自筹
现年41岁的潘玉明来自广西贺州市钟山县，是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每月工资约3000元。2015年5月，刚满三岁的儿子潘小伟忽然持续高烧，伴随浑身多处淤血及腹胀。
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各项检查之后，潘小伟被诊断为急性淋巴B细胞白血病，须马上接受化疗。2017年8月，距离首次结疗不满一个月，潘小伟又复发了，同时还被诊断出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潘玉明不甘心，带着儿子到北京治疗，主治医生当时就建议进行骨髓移植，但因经济紧张，只能作罢，靠服用靶向药维持。
2019年8月，潘小伟再度复发，且比之前更凶。这一次，他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潘小伟姑姑告诉澎湃新闻，五年来一家人为看病总共花费一百三十多万元，扣除医保报销的50%，仍欠下了近五十万的外债。
2020年春天，潘玉明陪同儿子在京治疗期间通过病友介绍，结识了河南的“爱心人士”王亚男。
多位白血病患儿家属告诉澎湃新闻，王亚男微信名称为“小金牛”，是河南南阳市桐柏县医保局的职工，看起来在儿童大病互助的圈子里颇有名气，“很多病友群里都有她”，她自称可以帮助患病家庭筹集善款。
当年3月，王亚男找到潘玉明，声称可以帮助潘小伟在支付宝公益平台发起网络募捐，只需填写一份《郑州慈善总会申请表》，并提供证明孩子病情的相关资料。澎湃新闻在支付宝公益平台找到了该项目的筹款链接，链接内容显示，该项目的发起方和收款方均为郑州慈善总会。
潘小伟姑姑说，在项目上线前，曾有郑州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远程核实相关资料。筹款链接显示，该项目于2020年3月上线，目前已结束，共计筹得善款153628元。除去项目执行经费，郑州慈善总会分别于2020年4月、5月和7月给潘玉明账户打入8万元、3万元和32874.11元。
潘小伟姑姑说，正是这一次募捐的成功让他们一家对王亚男充满感激和信任。
对此，郑州慈善总会也表示，当时确实收到了患儿家庭寄出的材料，且经核实无误后发起了该次定向募捐活动，“所有的流程都是依法依规的”。
澎湃新闻在采访中发现，王亚男曾向多个患儿家庭介绍类似项目，但并非个个都能成功。
广西柳州的林倩倩于2018年11月患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也在北京治疗。林倩倩妈妈告诉澎湃新闻，王亚男在向其推介支付宝公益平台筹款项目时，还要求她预先自筹5.5万元，并需“排队”一个月等待项目上线，按照王亚男的说法，“其中4万是捐到链接里，1万是给老师（即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介绍费，还有五千元是找人帮刷2000个支付宝ID的。”
2020年5月，王亚男突然联系林倩倩妈妈，称此前商量的支付宝项目被人举报了，需换一家基金会，之后两个月内，王亚男曾拿来多个不同基金会下设的大病救助项目申请资料要求林倩倩妈妈填写和签字。然而，筹款项目却迟迟没有上线。
在林倩倩妈妈产生怀疑之时，王亚男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项目——“配捐”。
澎湃新闻了解到，所谓配捐，是指某一慈善机构或某些经济组织（如爱心企业）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根据捐款人向指定的公益项目捐出的数额，拿出与之相同的数额捐赠给同一公益项目的行为。以“按2:1的比例配捐”为例，这意味着每筹集到2元，将得到1元配捐，受助者可获得的总善款为3元。配捐的形式新颖，不仅能够提高善款金额，同时鼓励大众参与，因而近年来在一些公益活动中被运用。
2020年7月10日，王亚男向包括潘小伟、林倩倩在内的多个白血病患儿家庭提议了配捐活动，并称配捐比例为2:1，但前提是需要家属先自筹一部分资金，本金和配捐所得钱款将在45天之内一起返还。“（她说）我们直接捐到链接里，或转款给她都行，她会再找人捐进去。”林倩倩妈妈说。
澎湃新闻注意到，王亚男发送的配捐活动链接系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于2020年6月15日在轻松公益平台发起的“曙光计划-救助贫困大病家庭行动”，该项目由河南省慈善总会认领。目前，该筹款链接已被冻结。公开资料显示，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2013年3月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业务范围包括扶贫济困、安老助孤、支教助学等。
潘玉明称，当时王亚男不断催促他们捐款，出于给孩子筹集医药费的急迫心情，他当晚就联络亲友6人共捐出148545.00元，并将捐款总额截图发给了王亚男。林倩倩爸爸则在当晚通过微信向王亚男转款4万元。
要不回的救命钱：捐款链接遭冻结，家属赴河南寻人
然而，“配捐”进展不顺利。
2020年7月11日，林倩倩妈妈收到王亚男信息称，因单笔捐款数额过大，该活动被人举报了，钱款将原路返还。得知相同消息的还有其余几位向前述“曙光计划”捐款的患儿家长，时间一天天过去，钱仍然没有退回。
还没等到退款，王亚男又再次向潘玉明推荐另一宗郑州慈善总会发起的“配捐”项目，这次的配捐比例是3：2，王亚男同样承诺45天内即可回款。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次自筹款必须打入王亚男的私人账户。
潘小伟姑姑说，经历过一次不成功的“配捐”之后，一家人已经产生怀疑，但考虑到此前王亚男确实帮助孩子在支付宝公益平台成功筹集到14万余元，潘小伟治疗又急需用钱，便选择再相信一次。
2020年7月23日、24日、25日，潘玉明分3次通过微信转账和手机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亚男的个人账户打去14万元，这些钱也是他向同事和朋友借来的。
和第一次一样，王亚男介绍的第二次“配捐”依然没有下文。潘小伟姑姑告诉澎湃新闻，2020年8月，王亚男又一次动员她做“配捐”，并允诺之前的钱很快就回来了。于是，她又转了7万元给王亚男。
前后三次“配捐”，潘家投出去的钱款总计累计超过42万元，其中打入王亚男私人账户的就有27万元之多。几乎同一时期，和潘小伟同在北京就医的多名白血病患儿家庭也向王亚男打去了金额不等的自筹款。
久等不到退款，直到2020年末，家长们相约前往河南寻找王亚男。来到郑州后，他们首先找到了河南省慈善总会和郑州慈善总会，得到的回复令他们大跌眼镜。上述两个机构都不承认有名为“王亚男”的志愿者或员工，且郑州慈善总会称该机构从未发起过配捐活动。当潘玉明将这一情况发到病友群后，引来更多病孩家长反馈，称也有同样遭遇。
2月3日，澎湃新闻以患儿家属名义致电郑州慈善总会，核实了上述说法。该机构网络筹款负责人表示，近来已有许多家长前去投诉，他们也曾接到过警方的调查电话，“我们确实没有做过这样的配捐，也不认识王亚男这个人”。
该负责人告诉澎湃新闻，目前郑州慈善总会对大病患者的救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患者直接邮寄材料，申请由郑州慈善总会直接发起的项目，经审核符合标准的可定向拨付救助款项；另一种是由患者授权委托第三方机构发起，再由郑州慈善总会认领，委托的手续需要提供包括委托和受委托两方的身份材料。
通话中，该负责人反复强调，郑州慈善总会与参与项目的受助对象直接联系，不会把钱交给志愿者，王亚男所说的配捐项目均为其虚构，“不要相信什么配捐，如果大家都是通过这个途径（筹钱），哪有那么好的事？”
被否认的“授权”：机构均称与王亚男无关联
王亚男既非慈善机构工作人员也不是志愿者，她是如何获得项目申请资料，并且为家属联络网络募捐项目的？
郑州慈善总会网络筹款负责人透露，曾与该机构合作的志愿者团队成员曹文斌与王亚男是认识的。据多名患儿家长反映，“配捐”失败后，王亚男曾将自称是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主任的曹文斌拉入微信群内，出面解决退款事宜。
2月3日，澎湃新闻联系到曹文斌本人，他否认自己是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的正式工作人员，“只是第三方志愿者，协助公益项目执行”。曹文斌称，他和王亚男确实认识，但联系并不多。
当问及“曙光计划”是否开展过配捐，曹文斌表示确有此事，但他从未向王亚男授权宣传或推介配捐活动，“可能是我在朋友圈转发了链接被她看到，是她自己鼓励患者家属往链接里捐款，我并未收到过病孩家庭的申请资料，直到家属投诉方知此事”。
同日，澎湃新闻联系到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蔡海亮，在电话沟通时，蔡也否认曹文斌是基金会员工，并称此前从未听说配捐活动。不过，该基金会2月4日回复澎湃新闻采访的书面答复又推翻了一天前的说法。
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出具的书面答复显示，曹文斌确系该机构互联网募捐部门负责人，并且承担了“曙光计划”的大病救助事实审核工作。
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称，“曙光计划”确有配捐活动，但配捐比例为1:1，并非王亚男对家属宣称的配捐比例为2:1。
书面答复强调，在“曙光计划”开展募捐期间，并无自称“王亚男”的人和基金会联系过，基金会未向“王亚男”提供过任何救助所需材料，“如有假借本会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名义开展非法活动者，其所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与本会无关；本会保留追究假冒本会任何名义从事非法活动者的民事、刑事责任的权利。”
依照基金会的说法，求助人需提交申请，再由专门的志愿者对接，落实完走访、调研、核实工作后，上报基金会审批，经过一系列流程后才能拨付救助资金。在审核环节，基金会将对曹文斌初审过的患者资料进行复审，最后交由河南省慈善总会再审。经王亚男介绍并自筹款项加入配捐活动的患儿家庭并没有经过这一审核流程，因而不在“曙光计划”的救助对象清单中。
河南省慈善总会则表示，“曙光计划”的配捐活动因为涉嫌违规已被冻结，“与我们合作的这家基金会拿着配捐去诱导患者自己去往里捐钱，这就违背了慈善的宗旨，所以我们也停了这个项目。”
河南省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称，因患儿家属已把钱投入项目筹款链接，他们最终只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一部分符合资助标准的求助人纳入救助对象。河南省慈善总会还表示，在过去一年里，王亚男在多家慈善总会都进行过类似的操作，建议家属尽快采取法律途径追回钱款。
曹文斌则向澎湃新闻表示，除打入王亚男私人账户的钱款，患儿家属自己投入“曙光计划”配捐链接里的钱款已安排处理并原路退回。
公益“红人”另一面：官司缠身，已被工作单位停职
潘小伟姑姑告诉澎湃新闻，基金会退回的捐款仅是“小头”，患儿家属大多是向王亚男的私人账户打款，而这一部分款项去向未明，他们多次向王亚男讨要都没有结果。
更令家长们吃惊的是，在“暴雷”之后，王亚男仍以“配捐”为由，游说新的患儿家属加入。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面对家属强烈要求退还钱款时，王亚男甚至还会要求对方替他发展新的病友，“项目运转起来，你们的钱就能回来”。
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家属们提供的多份聊天截图中，王亚男起码有两个不同的微信账号，且有时还会出现在同一个群聊中分饰不同角色，或是基金会的志愿者，或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知情人士向澎湃新闻透露，在公益圈以热心人士示人的王亚男在其桐柏县老家身陷多起借贷官司。
在澎湃新闻检索到的31份裁判文书中，涉案人“王亚男”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所在地，都与此前王亚男向患儿家属提供的她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信息一致。这些文书中，案由多为民间借贷纠纷，其中有18份为执行裁定，被执行人都是“王亚男”。
王亚男的身份证信息显示，她生于1984年，是南阳桐柏县人。
2月3日，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医保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证实，王亚男确系桐柏县医保中心职工，因涉及慈善纠纷已于1个月前被单位停职。
多名受骗者告诉澎湃新闻，他们已分别向所在地的派出所报案，案由均是诈骗。目前，已有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西马街派出所和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闻堰派出所两地受理报案。
澎湃新闻注意到，2016年颁布实施的《慈善法》第103条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国科告诉澎湃新闻，王亚男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目前尚难定性。他解释道，如果是以骗取钱财为目的，使行为人产生错误的意思表示，并处分他人财产且使自身受益的行为，则构成诈骗。
澎湃新闻注意到，此事件中部分家长转入王亚男个人账户的钱款最终是否由她再次转捐入基金会账户暂不明朗。
2月3日，澎湃新闻多次尝试以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王亚男对上述事件始末和资金的流向作出回应，但其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
王亚男在短信中说，此事是她个人行为与其工作单位无关，“单位领导得知这件事之后第一时间对我做了警示谈话和停职处理，并督促我积极妥善地处理。”王亚男还表示，因此次风波她的身份证和家庭地址遭到泄露，对她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然而，对于向她打去钱款的白血病患儿家长而言，噩梦早已开始。
目前，潘小伟仍在在北京继续接受治疗，但由于钱款尚未追回，潘玉明实在无力买昂贵的外购药，只能暂停服药；北京的肝癌患儿汪星宇一家称被骗了五十多万元，导致错过肝源无法移植，生命垂危；武汉的神母细胞瘤患儿父亲橙子爸爸至今懊悔，他曾将王亚男介绍给几个病友参与“配捐”，现在他只能借钱还给病友，他称他本人被骗走的钱款仍无着落…
*为保护患儿隐私，文中潘玉明、潘小伟、林倩倩、汪星宇均为化名
(原标题：多个白血病家庭称遭遇慈善配捐骗局：被诱导自筹善款后难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