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洼田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个自诩“国家平台”或“大型企业”，为什么偷偷摸摸地这样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其实，这些不停变换的银行账户或银行卡，又被称为“黑卡”，其实就是用来洗钱的。一入账，就迅速通过“跑分团伙”进行资金转移。
那么，这些银行卡是哪里来的？诈骗团伙通过地下灰产市场的非法渠道获得的。
近两年来，公安部部署“断卡行动”，对这些买卖“黑卡”行为进行重点打击。
下面，就来看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下文转载自：昆明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公众号）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破获一起“帮信罪”案件。5月22日，该派出所在工作中得到一条线索：一名涉诈嫌疑人黄某凡，出现在海口琼山区。5月23日14时许，迫于警方压力，23岁女子黄某凡投案自首。
目前，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依法对黄某凡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经查，今年1月份，黄某凡在海口某酒吧玩耍时，一名陌生女子以银行卡每转账10万元可获300元报酬为由，提出向黄某凡购买其名下的银行卡。
因缺钱，黄某凡心动了，便答应了该女子，将其在三亚市天涯区某银行办理的一张银行卡，出售予该女子，并获利10010元。
但黄某凡不知道的是，自己正因所谓的“跑分”行为，即用自己的支付账户帮别人收款转账，获取佣金，而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简称的“帮信罪”。
期间，黄某凡的银行卡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流水达380余万元。目前，天涯分局依法对黄某凡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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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增的“帮信罪”
去年一年增长21倍
已成电信网络诈骗“第一罪”
“帮信罪”，这个名字读起来拗口的罪名，令人意外的是，竟然在2021年刑事起诉罪名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危险驾驶罪和盗窃罪。
从“年龄”来说，“帮信罪”还很年轻。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中，新增了此罪，从当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其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在实际中多表现为租售银行卡、电话卡；跑分；开发违规app；为相关电信诈骗app进行广告推广等行为。他们构成了电信诈骗链条中重要一环，被称为电诈“工具人”。
嫌疑人田某自2021年3月底至4月中旬，出借个人名下7张银行卡及微信支付账号，用于该团伙转存诈骗资金并从中获利，田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刑事拘留。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信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帮信罪”在设立之初，并不为人所知，但从2020年犯罪率开始激增后，人们才渐渐有所了解。随着此类案件的增多，一些法学专家开始担心，是否存在打击面过广的问题？
此外，大量的“帮信罪”案件表明，参与者以青年、低收入、无固定工作人员为主，甚至出现了不少在校生涉案的情形。
因而，如何谨慎、妥善处理这类人，使得他们的未来人生不因此断送，也成了司法机关需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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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与出借“两卡”有关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三类涉“帮信罪”案件比较突出，一是帮助上游诈骗团伙“跑分”洗钱的，二是为诈骗团伙提供收发短信验证码“服务”的，三是为诈骗团伙非法获取并提供批量社交媒体账号、“解封”封禁账号的。
这三类案件，大都又涉及银行卡、电话卡的违法使用。
结合公检法机关办案分析和专业研究人员意见，记者梳理“帮信罪”案件在现阶段的特征，主要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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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021年
从沉寂到激增
“帮信罪”在设立之初一直很“安静”。裁判文书网的数据显示，2019年之前，“帮信罪”文书不足百份，2019年有所增多，达到百份。“但之后，本罪适用迅速扩大，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嫌帮信罪犯罪嫌疑人12.93万人，同比上升8.43倍。”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告诉记者。
随之的一个问题是：为何2020年作为一个“帮信罪”节点，数量陡增，并在2021年达到高峰？
2019年10月最高检、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一”）。
在“解释一”发布之前，刑法关于“帮信罪”的表述较为模糊。表现为既不好确定“明知”的情形，也无法明确何为“情节严重”，而这两者是确认“帮信罪”的要件。“解释一”列出了“帮信罪”中“明知”和“情节严重”的7种情形，给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办案审判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从而使得效率提高。
深圳某区的一位反诈民警告诉记者，他们的确是在“解释一”发布后开始大量破获“帮信罪”案件。
高艳东表示，“解释一”的出台是导致“帮信罪”爆发的其中一个原因。此外，当前网络犯罪本身呈现的高发态势，导致相应帮助行为数量庞大。
而且，“帮信罪”帮助手段较为集中，多表现为帮助上游诈骗团伙“跑分”洗钱、为诈骗团伙提供收发短信验证码“服务”、为诈骗团伙非法获取并提供批量社交媒体账号等行为，由此催生了大量从业群体。
另外，“帮信罪”表现为串并案多发。
以贩卖银行卡为例，行为人收售的银行卡由于实名认证限制，往往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大量购买，导致涉案地区广、人数多。再加之2020年10月，公安部、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集中严厉打击租售“两卡”（行为）。
2020年10月，公安部、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断卡行动”，集中严厉打击租售“两卡”（行为）。
犯罪人数多和打击力度大这两点的汇合，便导致了“帮信罪”人员数量的井喷出现。
而还有一个不怎么被关注，但现实的原因是——“帮信人员”是整个电信诈骗链条中最容易到案的人员。
上述深圳反诈民警告诉记者，电信诈骗中，处于上游的诈骗分子多盘踞在境外，如东南亚、中东等地。“像缅甸的瓦邦、果敢那些地方，它原来就是金三角那一块区域，是专门贩毒制毒的区域。”这导致电诈中最危险的诈骗人员常常无法抓获。同时，帮信人员大都在境内，而且其身份通过银行卡可以快速查询锁定，很容易到案。
但这并非是因为抓不到电诈的主犯而抓这些帮信人员顶罪。上述反诈民警跟记者强调，帮信行为在整个电诈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人想要骗钱，总要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交流的工具，另一个就是收钱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收钱的工具。”
诈骗份子在境外无法也不敢直接转移骗来的资金，必须经过境内账户的转移接力洗白后再进入诈骗份子账户。因而，如果没有境内账户的参与，被骗资金很难流出。这也是《刑法》新增“帮信罪”罪名和公安部门严厉打击“帮信”行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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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不知情”不是免罚理由
在“帮信罪”的办案实践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找各种理由辩解，“事先我不知情”“我不知道银行卡、电话卡借给别人也是犯罪”。
那么，不知道是不是就不追究了呢？
观点一
代理过多起“帮信罪”案件的山东律师赵荣烈认为，关键在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否属于明知，如果不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则不构成犯罪；反之，则构成犯罪。
那么，如何认定主观上是否明知呢？
赵荣烈等认为，应按照“两高解释”中第11条规定的七种情形对明知进行认定。这七种情形是：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
观点二
办理过几十起“帮信罪”案件的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汪佩琳认为，对“帮信罪”主观明知的认定，办案部门会结合一般人的认知水平和行为人的认知能力，相关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行为人是否履行管理职责、是否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观点三
上海律师高太领的看法更直接：涉嫌“帮信罪”，不要求当事人知道对方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如果当事人知道就是共犯了，涉嫌共同犯罪。当事人不知道，但结合前因后果及基本情理，可以推断为当事人应该知道。
所谓的“事先不知情”，站不住脚，也不是免罚理由。
据悉，最高检今年将继续深化措施，加强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链条的治理，依法从严惩治为诈骗犯罪“输血供粮”的各类网络黑产犯罪，深入开展“断卡”行动。
同时，检察机关将把惩治的重点放在犯罪团伙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贩卡团伙、职业“卡商”上。
检察官赴校园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宣传
针对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沦为“两卡”犯罪“工具人”、诈骗犯罪“帮凶”等情况，坚持以教育、挽救、惩戒、警示为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引导青少年和学生增强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有关人员表示，检察机关还将进一步强化诉源治理，坚持数据赋能，协同推进综合整治。针对“两卡”管理、校园治安管理、保险行业在个人信息管理中所反映出的突出问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风险提示函、签订备忘录等方式，督促管住源头，形成工作合力。
来源：昆明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特此鸣谢！
